聯合國建議荷蘭擴大性產業引爆全球論戰：1300名女權倡議者聯名抗議

2026年2月，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委員會（CEDAW）發布了一份關於荷蘭的審查報告，卻意外點燃了一場全球性的激烈論戰。報告建議荷蘭進一步放寬對性產業的管制，包括取消對妓院的剩餘限制、解除對「居家性工作」的禁令。這些建議立即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

CEDAW的爭議建議

CEDAW委員會在對荷蘭第七次定期報告的審查結論中，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意外的建議。簡單來說，委員會認為荷蘭應該：

進一步取消對合法妓院的管制限制——荷蘭自2000年將妓院除罪化以來，仍保留了一些管理規定，而CEDAW委員會認為這些限制應該被放寬。

解除對「居家性工作」的禁令——這意味著性工作者可以在自己的住所提供服務，而不需要透過有牌照的場所。

提供更多法律保護給性產業的各個環節——包括性工作者本身、經營者，甚至是購買服務的客戶。

這些建議一出，反人口販運國際聯盟（CATW）立即發出警報。2026年3月，來自超過40個國家的1300多名女權倡議者和人口販運倖存者簽署了一封公開信，強烈譴責CEDAW委員會的建議。

批評者認為，這些建議違反了CEDAW公約本身的精神，也違反了《防止、制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的議定書》、《兒童權利公約》以及1949年的《禁止販賣人口及取締意圖營利使人賣淫的公約》等多項國際法律文件。

更引發眾怒的是，據報導CEDAW委員會在報告中使用了「未成年性工作者」（minor sex workers）這個詞彙來描述遭到性販運的未成年人。批評者認為，這種用詞本身就是在美化對兒童的性剝削——他們不是「性工作者」，而是「被害人」。

這場論戰的核心，其實是一場持續了數十年的政策路線之爭：性產業的「合法化」（legalization）到底是保護了性工作者，還是助長了性剝削？

荷蘭在2000年正式將妓院除罪化，成為全球最知名的性產業合法化案例之一。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成為觀光地標，性工作者可以登記營業、繳稅、享有勞動保障。這個模式被支持者視為進步的典範。

然而，批評者指出荷蘭模式的陰暗面：合法化並沒有消除人口販運，反而可能因為擴大了市場需求而增加了販運的誘因。荷蘭政府自己也承認，在合法妓院中仍然存在著被迫從事性工作的受害者。

學術界的評價同樣分歧。有研究指出荷蘭模式改善了性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狀況；也有研究認為，合法化主要惠及了經營者和客戶，而對最弱勢的性工作者——特別是外籍和非法居留的性工作者——幫助有限。

理解這場爭議，必須區分兩個常被混淆的概念：「合法化」和「除罪化」。

荷蘭模式屬於「合法化」——政府承認性工作為合法職業，但通過牌照、登記、健康檢查等制度來管理。這種模式的支持者認為，只有在國家監管下，才能有效保護性工作者。

紐西蘭模式則屬於「除罪化」——取消與性工作相關的刑事處罰，讓性工作者在不受犯罪標籤的情況下工作，但不需要像荷蘭那樣通過嚴格的牌照制度。支持者認為這種模式更能尊重性工作者的自主權。

CEDAW委員會此次的建議，似乎是要把荷蘭推向更接近紐西蘭的除罪化方向——減少管制、增加自由。但反對者擔心，在荷蘭這樣一個已經存在大規模合法性產業的國家，進一步放鬆管制只會讓人口販運更加猖獗。

對台灣來說，這場全球論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考素材。

台灣的性專區制度，在概念上更接近荷蘭的「合法化」模式——在特定區域內允許性交易，由政府進行管理。然而，如前所述，這個制度從未真正落地。

如果台灣有朝一日真的要推動性產業政策改革，就必須認真思考：是走荷蘭式的「合法化」路線，還是走紐西蘭式的「除罪化」路線？

荷蘭模式的優點是政府可以直接監管，但缺點是可能創造出一個龐大的合法市場，反而吸引更多的人口販運。紐西蘭模式的優點是尊重性工作者的自主權，減少官僚管制，但缺點是政府的監管能力較弱。

無論選擇哪條路線，CEDAW事件都提醒我們一件事：沒有任何一種模式是完美的。荷蘭合法化了20多年，仍然面臨嚴重的人口販運問題；紐西蘭除罪化了20多年，也有批評者認為它讓性交易過於正常化。

CEDAW委員會的這份報告，以及隨之而來的全球反彈，清楚地展示了性產業政策的複雜性。在「保護性工作者」和「防止性剝削」之間，並不存在一個簡單的最優解。

台灣在討論性產業政策時，不應該簡單地「選邊站」——既不應該盲目崇拜荷蘭模式，也不應該不假思索地照搬紐西蘭模式。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符合台灣社會現實的解決方案，而這個方案的起點，是承認性產業的存在，以及承認性工作者作為人的基本尊嚴。

當全世界都在激烈辯論「該怎麼做」的時候，台灣連「要不要做」都還沒有共識。這才是最讓人焦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