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女人，一場掃黃行動
2026年3月，泰國警方在曼谷執行一次掃黃突襲行動，逮捕了5名肯亞籍女性。她們被以非法工作和賣淫相關罪名移送，隨後面臨遣返肯亞的程序。
根據肯亞媒體 Bana Kenya Online 的報導，這5名女性被捕後被關押在曼谷的移民拘留設施，等待後續法律程序。肯亞駐泰使館表示已介入了解情況，但短時間內無法有效協助。
這是一則乍看之下很「普通」的掃黃新聞——直到你開始問：憑什麼抓她們？抓的依據是什麼？執法過程有無歧視？
「沒證件就是罪」的執法邏輯
掃黃行動的目標選擇，往往不是隨機的。
在泰國，外籍女性、特別是非洲裔女性，長期處於高度監控和警察選擇性執法的狀態。外表顯眼、語言不通、缺乏本地社會網絡——這些因素讓她們成為警察行動中最容易「刷業績」的對象。
這種模式有個清晰的邏輯：執法本身是有績效壓力的。每一次「掃黃成功」都需要逮捕人數來支撐報告。當執法人員在尋找「快速、安全、低風險」的目標時，無證外籍人士比本地性工作者更脆弱——她們無法有效反抗、無法獲得法律援助、無法組織社群抵制。
5名肯亞女性之所以被抓，很可能不是因為她們的行為比其他人更危險，而是因為她們在這個執法邏輯下最容易被捕。
「掃黃」在亞洲的真實面目
泰國的這次行動並非孤例。放眼整個亞洲，「掃黃」作為一種政治工具，有著高度一致的運作模式：
在重大活動前密集執法。 泰國在旅遊旺季、國際峰會前後，掃黃行動的頻率明顯提高，這和各地「淨化市容」的邏輯如出一轍。警察不是在解決問題，而是在製造一個「問題被解決了」的視覺效果。
外籍和少數族裔首當其衝。 本地有關係、有人脈、有資金應對的性工作者，往往能在掃黃行動中全身而退。孤立無援的外籍女性成了犧牲品——既能衝人數，又不會引發有組織的本地反彈。
逮捕取代了保護。 在整個被捕和拘留過程中，這5名女性有沒有機會安全說出自己是否遭受過強迫、剝削？答案幾乎可以預見：沒有。因為掃黃行動的框架裡，她們是「罪犯」，不是「可能的被害人」。
種族、性別、移民身份的三重壓迫
這起事件有一個在主流媒體報導中常常被略過的面向：種族。
在亞洲的性交易執法中，非洲裔女性面臨的處境尤其脆弱。她們在當地缺乏社會網絡，往往語言不通，在媒體和公眾眼中幾乎是隱形的——她們的遭遇不會引發廣泛的同情和關注，因為她們不符合「值得被保護的受害者」的既有形象。
這種結構性偏見，是執法濫權能夠持續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觀台灣，在歷次取締行動中，外籍（尤其是東南亞籍）性工作者所受的對待，往往比本地性工作者更惡劣——語言障礙讓她們更難為自己辯護，移民身份讓她們更容易被遣返。這不是個別警察的偏見，而是整個制度對這群人幾乎沒有任何保護設計的必然結果。
台灣的「掃黃邏輯」，你熟悉嗎
看這則新聞，台灣讀者應該不會感到陌生。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是台灣的主要取締依據。修法後理論上雙方同罰，但執法實踐中，被開罰的仍以性工作者為主。根據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多年的記錄，每逢選舉、重大節慶、政治敏感時期，取締頻率明顯上升——不是問題突然增加了，而是有人需要用這個議題來表態。
這和曼谷的模式，本質上是一樣的：執法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為了給特定受眾看。
釋字第666號說罰娼不罰嫖違憲，但修法後的「雙方同罰」，只是讓原本單向的不公平變成兩個方向的不合理。更根本的問題沒有觸碰：在「沒有任何合法工作空間」的狀況下，法律讓性工作者完全暴露在執法和剝削的雙重風險中。
性專區從未設立。沒有人在任何地方能合法工作。每一次取締，都是在打那些最無法自保的人。
執法改革的核心問題
曼谷的案例，以及台灣的日常執法現實，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當執法系統把性工作者定義為「罪犯」時，它就失去了保護他們的能力——因為你不能同時逮捕一個人和保護她。
這個邏輯上的矛盾，是所有「透過取締保護性工作者」論述的死穴。
真正的保護需要：讓性工作者能夠報告暴力而不怕被捕；讓他們能夠組織起來、設定工作條件、拒絕危險客人；讓執法力量集中在真正的強迫和販運，而不是自願的成人交易。
這些，在性工作入罪的法律框架下，通通做不到。
5個名字，不只是5個案例
那5名被曼谷警察帶走的肯亞女性，她們各自有名字、有家人、有故事。媒體報導裡她們是「5名女性」，但每一個都是一個完整的人，都有在異鄉謀生的理由，都有面對突如其來的逮捕的恐懼。
她們的遭遇值得被認真看待——不只是作為「亞洲掃黃問題」的一個數據點，而是作為一個提醒：當法律把一個人定義為罪犯，那個人所有的安全、尊嚴和人權，就全部懸在空中。
這個提醒，對台灣的讀者同樣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