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2日,南非多家媒體報導,南非副司法部長安德里斯・內爾在比勒陀利亞與性工作者倡議組織,包括性工作者教育倡議協會(SWEAT),舉行了一場工作會議,正式宣布:性工作除罪化法案已完成跨部會協商,正在進行最後的法律文本起草工作。
這個消息,對一個長期關注全球性工作政策發展的人來說,意義非凡——不是因為南非是先進民主國家,而正好相反,正是因為南非是一個長期面臨高暴力犯罪率、性別暴力嚴重問題、HIV感染率居高不下的社會,卻仍然有政治勇氣走到這一步,才讓這個消息格外有重量。
南非為什麼要除罪化?
南非政府支持除罪化的核心論據,並非來自意識形態,而是來自公共衛生。
南非是全球HIV感染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而性工作者是HIV感染的高風險群體。研究顯示,性工作除罪化可以顯著降低HIV傳播風險,原因在於:當性工作者不必躲避警察,她們更容易接受定期健康篩查、使用安全套、向醫療機構尋求協助;而當買春者也不必擔心被捕,他們更不會要求在不安全的情況下進行交易。
南非政府的性別暴力防治計畫和HIV/TB/STI國家行動計畫,都已明確將性工作除罪化列為政策目標之一。這不是道德立場的勝利,而是實證公共衛生邏輯的勝利。
從2022年法案草案到2026年最後衝刺
南非的除罪化之路並非一帆風順。2022年,刑法修正案草案首度對外公布,提議廢除成年自願性交易的刑事罪行,但引發保守宗教團體和部分婦女組織的強烈反對,法案一度擱置。
2023年,性工作者代表和倡議組織走上比勒陀利亞街頭,向時任司法部長蘭摩拉遞交聯署書,要求恢復立法進程。此後,法務部召集了超過十二個政府部門,包括健康部、勞工部、社會發展部等,進行了長達一年以上的跨部會協商,確保新的監管框架能夠整合勞動法、公共衛生、移民管理等多個政策面向。
2026年4月的這次會議,標誌著這個漫長協商過程接近尾聲。接下來的步驟是:起草最終法案文本、開放公眾意見徵詢、送交內閣審議、最終提交國會。
南非vs台灣:同樣走不動,但方向相反
南非和台灣的性工作政策討論,其實有著驚人的相似結構:兩個社會都有長期存在的地下性產業、都有活躍的倡議組織、都有違憲或有爭議的現行法制、都在過去二十年反覆嘗試推動改革而屢屢受挫。
差別在於,南非走向除罪化的政治動力,來自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的現實壓力——HIV危機讓政府沒有迴避的奢侈。
台灣沒有HIV大流行,也因此沒有同等的緊迫感。性工作者的處境是一種緩慢的緊急狀態——沒有急性危機,但日積月累的法律不確定性、污名化和暴力風險,構成了一種慢性的人權損害。
台灣的立法者或許覺得,不修法也還好——地下性產業繼續運作,沒有明顯的爆炸性危機。但這種還好背後,是二十萬個隱形勞工的尊嚴和安全,被當作政治代價悄悄支付著。
全球趨勢的指針
南非若成功通過除罪化立法,將成為非洲大陸第一個走出這一步的國家,加入紐西蘭(2003年)、部分澳洲州(2019-2024年)的行列,對全球性工作政策討論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這個名單在不斷延伸:紐西蘭、新南威爾斯、維多利亞、昆士蘭、北領地……每一個加入的名字,都在無聲地問台灣:你在等什麼?
或許,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勇氣,而是誠實地面對一個事實:那些我們等等再說的十五年,從來都是有人在付出代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