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街頭走進法庭
2026年2月，阿拉斯加一個名為 CUSP（Cultures United for Sexual Progress）的性工作者倡議組織，正式將一場法律挑戰推進到州高等法院（Alaska Superior Court）。
訴訟的核心主張清楚：阿拉斯加的賣淫罪（AS 11.66.100）違反了阿拉斯加州憲法第一條第22款的隱私權保障。具體而言，CUSP 主張：兩名自願成年人之間的有償性行為，是個人私域的自主決定，政府沒有正當理由以刑罰介入。
這個論點不是從天而降的。阿拉斯加州憲法的隱私權條款，在美國各州的版本中屬於較為明確且保護範圍較廣的。1975年，阿拉斯加最高法院在 Ravin v. State 案中，以隱私權為由裁定個人在家中使用大麻不受刑罰——在那個時代，這個判決相當激進。CUSP 的法律策略，就是試圖把同樣的邏輯套用到性行為的自主決定上。
法律論述的核心
在法庭文件中，CUSP 的辯護策略包含幾個層次：
隱私權論：成人自願有償的性行為，本質上是個人身體自主權和私生活自由的延伸，政府干預需要有更強的正當理由。
執法歧視論：現行法律在執法上存在系統性的偏差——性工作者（尤其是有色人種和跨性別女性）承受了不成比例的刑事追訴，而客人幾乎不被追究。這種選擇性執法本身就是對法律平等原則的違背。
實害論：刑事化並沒有讓性工作者更安全，反而讓他們更難向執法機關舉報暴力事件、更難獲取醫療服務、更暴露在剝削和危險中。如果法律的目的是保護人，那麼刑事化是一個失敗的手段。
案件目前在高等法院審理，預計還需要數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才會有判決。如果高等法院判決不利，CUSP 已表示將繼續上訴。
台灣也走過這條路
看到 CUSP 選擇走司法途徑，熟悉台灣歷史的人一定有共鳴。
2009年，宜蘭地方法院一位法官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的「罰娼不罰嫖」條款提出違憲聲請，要求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這個聲請走的，正是同一條路——不訴諸立法者的政治善意，而是要求司法機關從憲法層面糾正歧視性的法律。
當年11月，大法官公布釋字第666號解釋：「罰娼不罰嫖」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要求立法院在2011年11月前完成修法。
那個結果在當時被視為重大勝利。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等倡議團體認為，這是台灣制度第一次正式承認：現行法律對性工作者的待遇有問題。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是台灣性工作者運動史上最漫長的一次失望。
勝訴之後：台灣的憲法判決如何被消化
立法院確實在2011年修法了。但修出來的版本，用了一個堪稱天才的政治操作化解了釋字666號的壓力：既然「只罰娼」違憲，那就改成「娼嫖都罰」——只要有設立性交易專區，在專區內才可以合法進行。
邏輯上，這回應了大法官說的「平等對待」。現實上，這讓整件事毫無進展。
為什麼？因為性交易專區的設立由地方政府決定，但法律沒有給地方政府任何設立的義務、誘因、或指引。而設立性專區對任何地方政府來說都是純粹的政治負債：媒體罵、宗教團體鬧、鄰里居民陳情，卻沒有任何明顯的政治紅利。
結果從2011年至今，全台灣沒有一個性交易專區落地。大法官的裁定被一個永遠不會執行的制度設計所吸收，化為無形。
性工作者回到了原點，繼續在沒有任何保護的灰色地帶工作。
司法路線的優勢與侷限
CUSP 的訴訟策略，和台灣2009年的釋字聲請，都體現了一種清醒的政治判斷：立法途徑太難，因為沒有政治人物願意為性工作者承擔政治風險；那就走司法，讓法院去做立法者不願做的事。
這個策略有真實的優勢。法官不需要面對選民壓力，憲法論述提供了一個超越道德辯論的框架，成功的司法判決可以創造立法改革的壓力。美國許多重要的社會進步，從廢除種族隔離到同性婚姻合法化，都是先從法院突破的。
但台灣的經驗也揭示了這條路的侷限：即使法院說「現在這樣不對」，立法者依然有空間設計出一個「形式上回應、實質上維持現狀」的制度。司法裁決可以打破一道牆，但打不破政治慣性。
CUSP 的訴訟如果勝訴，阿拉斯加的性工作者或許會迎來一個短暫的喘息空間。但如果沒有同步推進的倡議、立法遊說、和公眾教育，那個法院判決在政治上可以被如何消化，台灣已經示範了一遍。
跨越太平洋的共同困境
阿拉斯加和台灣，地理上距離遙遠，但在性工作政策的困境上，幾乎是同一個故事：法律的惡意蓄積在「我們是在保護她們」的道德語言下，執法的歧視蓄積在「維持社會秩序」的正當名義下，改革的阻力蓄積在每一個不願意用選票冒險的政治人物的沉默中。
CUSP 選擇進法庭，和台灣的倡議團體選擇走上街頭、提出釋憲聲請、年復一年舉辦運動週年紀念，都是試圖在一個對性工作者不友善的政治環境裡，找到任何一個可以楔入、可以撬開的縫隙。
這條路很長，而且不保證成功。但這是那些每天在沒有保護的狀況下工作的人，所能選擇的路。
阿拉斯加高等法院的判決，我們會持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