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案死了，但死因值得細讀
2026年3月初，科羅拉多州SB26-097法案的主要提案人宣布撤案，結束了這個州最接近性工作全面除罪化的一次嘗試。這份法案的命運，從提出那天起就在媒體和倡議圈引發密切關注——不只因為它走得比前幾次更遠，更因為它的死法，幾乎是一個模板。
SB26-097的核心條款並不激進：廢除個人層次的性交易刑事處罰，同時維持對人口販運、未成年人性剝削和強迫行為的嚴厲追訴。提案人明確區分「自願的成人性工作」和「被剝削的受害者」，試圖用精確的語言繞過反對派最有力的武器：「合法化等於鼓勵人口販運」。
但這一切都沒用。
法案如何死亡：政治解剖
SB26-097在參議院委員會審查階段就遭遇阻力。批評聲音來自幾個方向：保守派宗教團體以「道德淪喪」為由強烈反對；部分女性主義團體援引北歐模式，認為應該懲罰買方而非除罪；執法部門則擔憂「判斷人口販運受害者的難度將大幅上升」。
更致命的是政客的沉默。許多理論上傾向進步的議員，在面對選區壓力時選擇缺席或不表態。提案人在撤案後接受媒體訪問時直接說：「我沒有失去論辯，我失去了人頭。」
這句話，台灣的倡議者聽了可能會苦笑點頭。
台灣版本：性專區的十五年空轉
2009年，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66號裁定「罰娼不罰嫖」違憲，要求立法機關在兩年內完成修法。2011年，立法院修正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引入「性交易專區」概念：在地方政府劃設的專區內，性交易不受處罰；專區外則雙方同罰。
聽起來是個解法。但自2011年至今，已超過十五年，全台零個性交易專區被設立。
零個。
問原因，地方首長的標準答案是：「我支持保護性工作者，但設在哪裡都有居民反對。」這是政客最安全的答法——既不用承擔設立的政治代價，又能假裝自己不是反對者。結果就是制度形同虛設，性工作者繼續在法律灰色地帶工作，繼續面對警察釣魚執法，繼續無法向任何人求助。
相同的死因：政治代價與社會污名
科羅拉多SB26-097和台灣性專區死於同一種病，病名叫做「選票恐懼症」。
任何一個投票支持性工作除罪化的政治人物，都必須承擔隔天被對手標籤為「支持賣淫」的風險。在兩岸三地的儒家文化框架裡，這個標籤幾乎是政治毒藥。台灣的狀況更特殊：執政者必須同時處理本土保守派和宗教團體的壓力，沒有人願意為了一個被社會污名的群體消耗政治資本。
但問題是，這種政治怯懦有代價，代價由性工作者承擔。
根據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多年的田野記錄，台灣的性工作者在無法合法工作的環境下，長期面臨：被警察釣魚逮捕的恐懼、場所老闆任意剋扣工資無從申訴、遭遇暴力後不敢報警、年老後毫無退休保障。這些不是抽象的人權議題，是每一天真實發生的事情。
不是「要不要」而是「怎麼做」
SB26-097的倡議者在撤案後說，他們不打算放棄，只是需要重新累積政治支持。台灣的日日春也已經倡議超過二十五年，從1997年公娼制度廢除運動開始，從未停止。
這種韌性的背後，是一個理性的認識：除罪化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政策選擇。問題不是「性工作應不應該存在」——它就是存在，在台灣每一個縣市，每一天，不管法律怎麼說。問題是：我們要讓它在可見的、有保護的環境裡運作，還是繼續把人推進黑暗裡？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特赦組織、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都站在同一個立場：除罪化是公衛必需，是人權基本。科羅拉多輸了這一回，台灣的性專區依然空轉——但這些組織的立場不會因為政客的怯懦而改變。
台灣該學的不是科羅拉多的失敗
台灣該學的，是科羅拉多倡議者的策略轉型：他們在SB26-097失敗後，立即宣布將重心轉向市政層級的試點倡議，以及針對執法實務的監督行動。
換言之，當立法路徑受阻，就從地方開始累積實例；當專區設不起來，就先盯住釣魚執法是否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台灣的日日春多年來也在做同樣的事——不只是走上街頭，也在法院裡打官司，在立法院遊說，在媒體上發聲。釋字666號就是他們十多年倡議的成果之一。
性工作者的法律保護，在台灣和科羅拉多都還在路上。但只要倡議不停，路就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