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的會議，場外的聲音
每年三月，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CSW）在紐約召開，各國政府代表討論性別平等、婦女賦權、消除歧視。
2026年的第70屆會議（CSW70）召開期間，一場題為「Justice for All Sex Workers」（為所有性工作者爭取正義）的場邊論壇也在紐約舉行。主辦單位是 Best Practices Policy Project，一個由性工作者主導的倡議組織。
場邊論壇是聯合國大型會議中的獨特空間——不在正式議程內，但緊鄰正式會議，讓倡議組織、非政府組織、研究者和當事人有機會把不容易進入政府間對話的議題帶到國際視野。
這一次，她們帶來的訊息直接而明確：不要用同情看我們，給我們正義。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CSW70 場邊論壇的核心主張，圍繞一個在障礙權運動中廣泛使用的原則：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替我們做決定）。
這個原則對性工作者倡議運動有特殊的迫切性。
在全球的性工作政策辯論中，最常發言的往往不是性工作者本身——而是反對性工作的女性主義者、宗教組織、執法機關，或自稱在「拯救」性工作者的非政府組織。這些聲音佔據了政策討論的主流，而性工作者的自身聲音往往被邊緣化，或被詮釋為「不理性的自我辯護」。
論壇中，來自多個國家的性工作者代表直接陳述了這個問題：她們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言」，卻從未真正被「聆聽」。
來自非洲的倡議者說：「每次會議都有人說要幫我們，但制定政策的桌子上沒有我們的位置。」來自亞洲的代表補充：「『拯救』的語言裡，有一個假設——你沒有能力決定自己的生活。這個假設本身就是一種歧視。」
CSW70 的正式議程，缺少了什麼
CSW70 的官方主題聚焦在「加速實現性別平等與婦女賦權」。在正式議程中，性工作政策並不在核心討論項目之列——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倡議者指出：全球數百萬名性工作者，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她們的勞動狀況、健康需求、法律地位，是全球性別平等議程中一個巨大的空白。當各國政府代表在室內討論「消除對婦女的歧視」時，她們的工作依然被定義為犯罪，她們依然面臨警察騷擾、無法獲得健康服務、沒有任何勞動保障。
這不是一個被遺漏的細節，而是一個系統性的沉默。
Best Practices Policy Project 的論壇試圖打破這個沉默，讓性工作者的聲音進入 CSW70 的語境——即便不在正式會議室裡。
三個核心訴求
論壇歸納出三個對各國政府的核心訴求：
一、將性工作除罪化。這是所有其他改變的前提。只要性工作是犯罪，性工作者就無法安全地使用醫療服務、無法向警方報告暴力、無法組織工會、無法行使任何公民權利。除罪化不是鼓勵性工作，而是移除讓性工作者陷入危險的法律障礙。
二、讓性工作者進入政策制定過程。政府和國際組織在制定相關政策時，必須有性工作者的實質參與——不是形式上的「諮詢」，而是有決策影響力的參與。
三、停止以「反人口販運」之名打擊性工作者。這個訴求指向一個長期問題：許多國家的「反人口販運」執法行動，實際上主要打擊的是自願性工作者，而非被販運的受害者。原因很簡單：找到並逮捕性工作者容易，識別和起訴真正的人口販運犯則困難得多。
台灣與 CSW70 的距離
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無法出席 CSW70 的正式會議。但 CSW70 場邊論壇提出的問題，和台灣性工作倡議者面對的問題，幾乎完全重疊。
台灣的脈絡有其特殊性：
釋字第666號（2009年）已經確立了「罰娼不罰嫖違憲」的原則。2011年的修法引入了性交易專區概念。但十五年過去，沒有任何一個縣市設立性交易專區，性工作者依然沒有合法的工作空間。
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幾十年來的倡議記錄顯示：台灣的性工作者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聲音，從來沒有真正被聽見。政府和社會討論的是「如何處置性工作問題」，而不是「性工作者自己需要什麼」——這恰恰是 CSW70 場邊論壇批評的那種思維模式。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這個原則，說的也是台灣的故事。
除罪化是國際共識，不是激進立場
值得強調的是：支持性工作除罪化，不是少數激進倡議者的主張，而是有廣泛國際組織背書的政策立場。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其HIV防治指南中明確支持除罪化；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將除罪化列為實現2030年終結愛滋疫情的關鍵措施；國際特赦組織在2016年正式採納支持除罪化的政策立場；人權觀察多份報告記錄了犯罪化如何系統性地危害性工作者的安全與健康。
這些不是邊緣組織，這是全球最主流的人權與公衛機構。
當台灣的政治人物繼續迴避這個議題，說「台灣社會還沒準備好」的時候，他們迴避的是一個早已有清晰國際共識的政策問題，不是一個仍在摸索的新議題。
場邊的力量
CSW70 的場邊論壇不能修改聯合國的決議，不能強迫任何國家改變法律。
但它做了一件重要的事：讓性工作者的聲音出現在離政策討論核心最近的地方，讓那些在正式議程中被系統性排除的聲音，至少能被聽見一部分。
倡議從來不是一步到位的。釋字666號也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是幾十年倡議的積累。紐西蘭的除罪化立法之前，有十幾年的倡議運動打底。比利時的全面勞動化政策之前，有無數次在不同論壇、不同場合的聲音積累。
CSW70 的場邊，是這個漫長過程的一部分。
台灣的倡議者，也是這個全球對話的一部分——即便台灣沒有座位在聯合國裡。
關於 Best Practices Policy Project：由性工作者、倡議者和公衛研究者組成的非政府組織，總部位於美國，長期追蹤全球性工作相關政策並支持以性工作者為中心的倡議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