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蕩的邏輯與代價
2025年5月，加州聖荷西警察局（SJPD）發動了對全市按摩業的大規模突襲行動，多處業者被查封，數名工作者遭到逮捕。SJPD在記者會上表示，此次行動的目標是「打擊人口販運」和「清除非法性交易」。
這種行動在美國並不少見。每隔幾年，加州各大城市就會有類似的「掃蕩按摩業」行動，通常以「反人口販運」為名，以大規模逮捕現場工作者為實。媒體報導時使用「解救受害者」的框架，配上警察站在查封場所前的照片。
但這個框架的問題，在人權研究者和性工作者倡議團體之間早已是高度共識：掃蕩不是在「解救」任何人，而是在製造新的傷害。
掃蕩解救不了被販運者
「反人口販運」是這類執法行動最有力的政治保護傘。沒有人反對打擊人口販運——這是普世的道德底線。但問題是：掃蕩按摩業的方式，到底有沒有在解救被販運者？
實證研究的答案是：通常沒有，甚至適得其反。
真正的人口販運受害者，在遭遇警察突襲時，往往和自願性工作者面對同樣的困境：她們害怕被逮捕，她們不信任警察，她們不確定如果說出被販運的實情會發生什麼事。犯罪化的環境讓所有人——無論是否自願——都在警察面前選擇沉默。
人口販運的識別和救助，需要的是信任關係、社工介入、長期的支持網絡，而不是突然的武裝突襲。掃蕩摧毀的，恰恰是這種信任關係建立的可能性。
美國性工作研究學者指出，在多起有記錄的掃蕩行動後的追蹤研究中，被警察標識為「人口販運受害者」的比例遠低於行動前的宣傳，多數被逮捕者最終被視為「自願性工作者」並予以起訴，而非獲得受害者支持。
按摩業在美國：移民、貧困與灰色地帶
聖荷西的按摩業掃蕩有一個特定的人口脈絡：被逮捕者中，有相當比例是華裔和其他亞裔移民女性，部分不諳英語，部分是非正規居留身份。
這個人口特徵，讓「掃蕩保護她們」的說法更加荒謬。對於一個不懂英語、居留身份不確定的移民女性來說，被武裝警察突襲、帶走問話，是一種恐怖體驗，而非解救。即使她真的是被販運的受害者，在這種情況下向警察求助，需要對一個陌生的司法系統有相當程度的信任——而這種信任，在政府長期對移民採取強硬立場的美國，幾乎不存在。
聖荷西的華裔社區組織在行動後公開批評：「警察沒有事先和社區組織溝通，沒有準備翻譯人員，沒有安排社工接待。她們被逮捕了，然後呢？」
台灣的類似模式：釣魚執法與按摩業
台灣的性工作者倡議者對「掃蕩按摩業」這個模式再熟悉不過。台灣的養生館、指壓店、護膚店，長期處於一種類似的執法灰色地帶：警察知道部分業者提供性服務，偶爾進行突襲，現場工作者被罰款或逮捕，然後業者換個地方繼續營業，週而復始。
台灣執法的特點是大量使用「釣魚執法」——警察偽裝成客人，與工作者達成性服務交易的「意向」後進行逮捕。這種做法的法律正當性在台灣長期受到質疑：被逮捕者是否真的完全出於自主意願進行「交易」，還是在警察主動誘導下才表達了意願？
社維法第80條的適用，在這種釣魚執法下，成為了對性工作者的系統性陷阱。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記錄的大量案例顯示，被逮捕者往往是最脆弱的人：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低、缺乏其他收入來源。罰款對她們造成的打擊是實質性的，但不會讓她們停止性工作，只會讓她們更謹慎、更隱蔽、因此更不安全。
「解救」的政治功能
無論是聖荷西的掃蕩，還是台灣的釣魚執法，這類行動都有一個共同的政治功能：讓政府看起來在「做事」。
「掃黃」是可以量化的政績：這次逮捕了多少人、查封了幾家業者、「解救」了幾名「受害者」。這些數字好看，容易上媒體，容易獲得選民認同。
但「掃黃」從來沒有讓任何地方的性產業規模縮小。它只是讓性工作者更害怕、更孤立、更無法尋求幫助。
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研究者在2019年分析美國各州「反人口販運」立法的實際效果時發現：執法強度與人口販運識別率的相關性幾乎為零，但執法強度與性工作者所受暴力的相關性卻顯著正相關——也就是說，執法越嚴，性工作者遭受的暴力越多。
這個研究結果不令人意外：當性工作者更難找到固定工作場所，更難拒絕危險客人，更不敢向警察報告暴力，暴力當然更容易發生。
台灣應該問的問題
聖荷西的掃蕩行動結束後，倡議組織去了被逮捕者的拘留地點，帶著翻譯、帶著法律援助，試圖提供實質的幫助。她們報告說，很多被逮捕的女性在聽到有人說中文、不是警察，而且是來幫忙的，才第一次開口說話。
台灣的日日春多年來也在做同樣的事——在警察行動後提供法律援助，在法庭上出庭支持被起訴的性工作者，在社會邊緣的地方提供可以說話的空間。
這些組織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批評：如果政策是對的，為什麼需要這麼多人去收拾政策留下的傷？
台灣應該問自己：我們的執法模式，是在保護性工作者，還是在製造更多需要保護的人？每一次釣魚逮捕、每一張罰款單、每一次掃蕩，都在讓性工作者更難站在陽光下工作。而只要她們不能站在陽光下，她們就永遠是最容易被傷害的人。
聖荷西的這場掃蕩，是另一個提醒：用懲罰解決性工作問題，是一條走不通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