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在第一關即告失敗
2026年2月，《蘇格蘭人報》（The Scotsman）報導，蘇格蘭議會針對一項「北歐模式」性工作法案的初步投票，以懸殊差距遭到否決，提案甚至未能通過「原則性辯論」階段——意即連實質審查都沒有進入。
這項由工黨議員推動的法案，旨在將購買性服務的行為入罪，同時對性工作者本身除罪。這正是所謂「北歐模式」（或稱「瑞典模式」）的核心邏輯：把道德責任轉移至買方，理論上讓性工作者免於刑事追訴。
然而，議會多數議員認為，這個模式在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巨大的落差。
北歐模式：理論優雅，現實殘酷
北歐模式自1999年在瑞典首創以來，已在挪威、法國、愛爾蘭、加拿大等地陸續被採納，成為「進步派」反對全面合法化者的最愛政策選項。它的邏輯簡潔有力：性工作是一種剝削形式，應該打擊的是需求（買方），而非受害者（賣方）。
問題在於，研究顯示它的實際效果，與它的設計初衷幾乎完全相反。
安全性下降，不是上升。 瑞典模式實施後，因為買賣雙方都需要躲避執法視線，性工作轉往更隱蔽的地點進行。這讓性工作者失去了在街頭快速篩選客人的能力，也讓她們更難向警方求助，因為任何與警方的接觸都可能暴露客人而危及收入。2014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Bedford案中明確指出，類似規範導致性工作者身陷更高風險，違反加拿大《人權憲章》。
地下化加深，不是減少。 愛爾蘭2017年實施北歐模式後，Ugly Mugs 等性工作者安全倡議組織的數據顯示，性工作者遭受攻擊的通報下降——但這很可能不是因為攻擊減少了，而是因為受害者更不敢通報。當你和一個可能被逮捕的客人打交道時，你不會打電話給警察。
性工作者自己怎麼說。 全球各地的性工作者組織，從泰國的 Empower Foundation 到英國的 English Collective of Prostitutes，幾乎一面倒地反對北歐模式，要求的是全面除罪化。她們是政策最直接的影響對象，她們的聲音卻在政策討論中最常被忽視。
蘇格蘭為何說不？
否決北歐模式提案的蘇格蘭議員，給出了幾個主要理由：
其一，現有證據不支持這個模式能改善性工作者的安全狀況。多名議員引用了Amnesty International、WHO和UNAIDS的政策立場——這三個組織都不支持北歐模式，而是支持全面除罪化。
其二，性工作者自己的倡議組織強烈反對。Scottish Prostitution Survey等調查顯示，多數性工作者認為全面除罪化才是她們真正需要的。讓當事人的聲音在政策設計中缺席，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失敗。
其三，北歐模式的核心邏輯——性交易必然是剝削——並不被所有性工作者認同。用一種本質上否認性工作者的能動性（agency）的框架來制定政策，既不尊重當事人，也不符合現實。
「北歐模式 vs. 除罪化」的台灣版辯論
這個辯論在台灣同樣存在，只是討論的規模和深度都還相當有限。
台灣的性工作政策討論，往往停留在「要不要管」的層次，還沒有充分進入「要怎麼管才對」的精緻討論。但當改革終於有機會推進的時候，這個問題會變得非常關鍵。
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長期以來的立場，是支持全面除罪化，反對任何形式的「罰嫖」制度——因為這類制度的後果，是把交易推向地下，讓性工作者更難保護自己。這與蘇格蘭否決北歐模式的主要議員的判斷，以及全球主要人權和公共衛生組織的立場，是一致的。
台灣社維法第80條修法的討論，歷史上曾出現「管制合法化」（設立特區）與「除罪化」兩種路線之爭。前者是荷蘭模式的變形，後者更接近紐西蘭模式。兩者之間存在重要差異，而蘇格蘭的案例恰好提醒我們：在這些選項之間做選擇，需要仔細聆聽性工作者自己的聲音。
當「進步」的方案傷害了當事人
蘇格蘭事件有一個更深層的政治啟示：支持北歐模式的往往是自認進步的政治人物，他們反對刑事化性工作者，主張終結性剝削，出發點聽起來無可指摘。
問題在於，如果「進步」的政策選項在現實中傷害了性工作者，那麼這個政策選項就不算進步。進步與否，要由受影響的人來評判，不是由倡議者的意圖來界定。
這對台灣的任何修法倡議都是重要的提醒：無論推動何種改革，性工作者組織和當事人的聲音，必須被放在政策設計的核心位置，而非事後徵詢的「參考意見」。
結論：蘇格蘭的否決，是給全球的一堂課
蘇格蘭議會否決北歐模式，不代表性工作政策改革的失敗——恰恰相反，它代表了一種更成熟的政策思考：改革的方向，要以證據為基礎，以當事人的安全為核心，而不是以讓立法者「感覺良好」的道德框架為依歸。
台灣的修法路還很長，蘇格蘭的這一票，是個值得深思的參考點。
